中国姓氏谱牒源流述略

中国姓氏谱牒源流述略

 

胡锦贤   胡  哲

   

    谱牒是记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书。它是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的自然产物，有国有姓氏就产生了谱牒。但叙述谱牒，还必须从姓氏谈起。

    中国姓氏由来古远，在文字记载中，即肇于三皇五帝。如伏羲氏为凤姓；神农氏为姜姓；黄帝姓公孙，居姬水，又改姓姬。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尧赐契姓子，赐弃姓姬，赐禹姓姒，氏曰有夏，伯夷为姜，氏曰有吕。这些当是最古的姓氏了。

    然古时姓、氏是两个概念。对此郑樵叙之已明。其《通志·姓氏略序》曰：“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

    中国之有姓氏，与别血缘和分封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姓者，《说文》云：“人所生也，因生以为姓。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用段注本)班固《白虎通·姓名》亦云：“姓者，生也，人所禀天气所以生者也。吹律定姓，故姓有百。”古人认为，圣人感天气而降生，本无父，而后因生以为姓。生者，生长成功之地也。如炎帝母居姜水，为姜姓；黄帝母居姬水，为姬姓；舜母居姚墟，因姓姚。因“母感天而生子，”故姓字从女生会意，这是汉人的一种说法。但古时确实是生从母姓的，故姓之字多从女旁，如姬、姜、姒、妫、姞之类，而为妇人之称，亦多如伯姬、季姬、孟姜、叔姜之类并称者。可知姓本是为别血缘而用的。

    圣王既兴，以土地封赐子孙和功臣，皆赐有“某氏”的称号，以为分枝，即所谓“胙土命氏”。氏者，字本当作“是”，后借巴蜀山名之氏为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氏”下曰：“《汉书》、汉碑假氏为是不可枚数，故知姓氏之字本当作是，假借氏字为之，人弟习而不察耳。姓者统于上者也，氏者别于下者也。是者分别之词也。其字本作是，汉碑尚有云姓某是者。今乃专为姓氏字，而氏之本义惟许言之。”《汉书》多用古字，知古时必用是字。今查古经籍，亦多有作“是”者，可证是、氏为古今字。如《仪礼·士昏礼》：“惟是三族之不虞。”《白虎通·宗族》引是作氏。《仪礼·觐礼》：“太史是右。”郑注：“古文是为氏。”《战国策·齐策三》：“魏取伊是。”鲍本是作氏。又《魏策三》：“乃恶安陵氏于秦。”汉帛书本氏作是。又《韩策一》：“韩氏急。”汉帛书本氏作是。《山海经.北山经》：“又北三百里曰高是之山。”《水经》高是作高氏。其例不一而足。这些可证段说不误，然今人已忘矣。旧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见《诗·小雅·北山》)，分封土地，并命之以氏，故曰“胙土命氏”。诸侯赐氏，则往往氏王父字，称为命族。即天子命氏，诸侯命族，族与氏同意，名称异也。《白虎通·姓名》：“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别诸侯之后，为兴灭国继绝世也。”《史记·五帝本纪》“弃为周，姓姬氏”集解曰：“天子赐姓命氏，诸侯命族。族者，氏之别名也。姓者，所以统系百世，使不别也。氏者，所以别子孙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则在上，言氏则在下也。”

    关于天子“胙土命氏”与诸侯命族，古经典中有记述。《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为什么要“胙土命氏”呢？王符《潜夫论·志氏姓》论曰：“昔者圣王观象于乾坤，考度于神明，探命历之去就，省群臣之德业，而赐姓命氏，因彰德功，传称民之彻官百，王公之子弟千世能听其官者，而物赐之姓，是谓百姓。”《白虎通·姓名篇》论曰：“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贵功德，贱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闻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为善也。”可见古时所谓“吹律定姓”、“胙土命氏”，本是王者治国之道，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以绳夭下。同时也说明，中国姓氏起于圣王，而氏的产生，即标志着封建制的萌芽。

    氏既为别子孙之所出，就必须有所记载，以备查询，于是就有了谱碟。自三代以降，定九州，分封天下，为千七百七十三国(见《礼记·王制》)，于是或氏于谥，或氏于国，或氏于官，或氏于事，或氏于居，或氏于字，帝王苗裔、公侯子孙及其姓氏繁衍日盛，谱牒须有专官执掌。《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平章，即辨章。百姓，郑玄谓“群臣之父子兄弟”，或曰即百官。又《舜典》：“别生分类。”孔传：“生，姓也。别其姓族，分其类使相从。”此亦即《易·同人》所言：“君子以类族辨物。”古人既早有这样的言论，必有人掌管其事，否则就不可能做到“平章百姓”、“别生分类”。但夏、商的谱牒已基本不可考。唯《大戴礼》中有《五帝德》和《帝系姓》，想必是夏商人传下来的牒记，太史公据以作帝系表。《史记·三代世表序》曰：“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于是以《五帝系》牒、《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索隐：“按《大戴礼》有《五帝德》及《帝系》篇，盖太史公取此二篇之牒及《尚书》，集而纪黄帝以来为系表也。”今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记有帝系，证明了太史公所记是正确的。太史公又谓“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这就是说，殷以前的诸侯之谱已不可知，但帝系牒记是有传世的。

    若说古“圣王观象于乾坤，考度于神明”，条理万物，于人类“别生分类”，周代则法先王之训，依天地四时之象，制定礼仪，于百姓设小史之官掌管其世系。《周礼》：“小史奠系世，辨昭穆。”注：“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疏：“天子谓之《帝系》，诸侯谓之《世本》。”《礼记·祭统》：“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世本》产生于周代。《史通·书志》：“帝王苗裔，公侯子孙，馀庆所钟，百世无绝。”……故周撰《世本》，式辨诸宗。楚置三闾，實掌王族。”《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索隐：“刘杳云：‘《三代系表》旁行邪上，并放周谱。谱起周代。《艺文志》有《古帝王谱》。又自古为《春秋》学者，有年历、谱牒之说，故杜元凯作《春秋长历》及《公子谱》。盖因于旧说，故太史公得读焉’也。”周代既有专官执掌谱事，有《世本》等谱牒行世，学者又有谱牒之说，则中国谱牒之学兴起于周代，是无可疑的。

    周代小史之官掌世系，而瞽史掌教诲，诵《诗》与世系，以戒劝人君。《周礼·春官》：“瞽朦讽诵《诗》，世奠系。”郑注：“杜子春云：‘世奠系，谓《帝系》、诸侯卿大夫《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系，述其德行；瞽朦主诵《诗》，并诵世系，以戒劝人君也。”古帝王赐姓命氏，以彰德功，因而谱牒所记，除世系之外，还要记其德行，留给后人传诵。此即《国语·楚语上》所谓“先王之世系也，为之陈有德者”；“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者。故太史公曰：“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这说明谱牒也是古圣哲实行思想教化的重要工具，在史乘产生之前古代圣王、诸侯等重要人物的德行，就是依靠谱牒传载下来的。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中曾言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之事，说明《世本》为古史官之明于古事者所记。

    至此可以认为，周代以前的谱牒，主要作用有三：一为取资“辩物”，明氏族之所出；二为彰先贤明德，以施世教；三为别血统，正婚姻。《太史公自序》曰：“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可见古代谱牒的功劳不小，如无《世本》等谱牒之书，我们为炎黄子孙之史事，就茫然不可知了。

    姓氏之书由来既久，而谱牒之学兴起于周代。秦兼天下，划除旧迹，焚书坑儒，公侯子孙失其本系。汉初复得《世本》，叙黄帝以来祖世所出，而谱学得以不绝，并盛于汉至唐季。汉高祖起自布衣，本不重世族，然汉承秦制，大一统的分封制度，谱牒仍然是少不了的，故汉世仍有邓氏《官谱》和王符的《志氏姓》应劭的《氏族》、颖川太守聊氏《万姓谱》等篇鸣于世。但是，圣哲往矣，天子之制已被神圣的皇权政治所取代，世族成为权贵，古所谓“世族率齐民”，成为豪门贵族统治平民。随着时代的变迁，谱牒的应用，也逐渐与周代有所不同。尤其至魏九品中正之法行，世重门第，权贵右姓，有司选举，必稽谱牒，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均有姓氏簿状以备选举，一时间谱牒成为士大夫升迁的要籍，晋宋齐梁皆因之。于是官有世胃，谱有世官，谱学就在这时兴盛起来了。晋代皇甫谧有《帝王世纪》，挚虞受业于谥，作有《族姓昭穆记》，杜预有《公子谱》，都是知名之作。南北朝时何承天撰《姓苑》、《后魏河南宫氏志》，为当世姓氏家所宗。贾弼之、王僧孺、傅昭、刘湛各撰《百家谱》，王俭撰有《新集诸州谱》、《百家集谱》，徐勉有《百官谱》，各擅其名。贾弼之还撰有《姓氏英贤谱》一百卷和《姓氏簿状》，其孙贾渊亦撰有《姓氏要状》和《人名书》行世，王僧孺奉诏改定《百家谱集抄》、《南北谱系》，并纂有《十八州谱》七百一十二卷，于是贾、王谱学名盛一时。此时四海大姓，州郡县姓，均撰有谱牒，如有《益州谱》、《吉州诸姓谱》、《冀州姓族谱》一类的州郡姓氏谱书不少，此则以州郡系其世望者，其风尤盛于齐梁之间。而家记、家传也在这时应运而生，追其本始，盖因族望渐崇，学士大夫推太史公“世家”之遗意。至《隋书·经籍志》，著录《世本》以来谱牒存者四十一部，三百六十卷，亡者五十三部，并著录家记、家传类二百一十七部，一千多卷。《旧唐书·经籍志》是根据《古今书录》作的，书目收至开元止，著录《世本》以来存者五十五种，一千六百九十一卷。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世本》以来谱牒类十七家三十九部，一千六百一十七卷。

    郑樵《通志·氏族略·氏族序》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既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牒之书。”郑氏所言，即指汉魏至隋唐时期的纂谱情况。此间谱学成为专门学问。东晋贾弼之首先究心于谱学，成为谱学专家。《南齐书·贾渊传》载：“先是，谱学未有名家，渊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渊父及渊，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馀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又载：“孝武世，青州人发古冢，铭云：‘青州世子东海女郎。’帝问学士鲍照、徐爰、苏宝生，并不能悉。渊对曰：‘此是司马越女嫁苟晞儿。’检访，果然。由是见遇。”可见贾氏谱学确实很精深。唐代犹尚氏族，对谱牒的编纂亦很重视。唐太宗曾命诸儒撰《大唐氏族志》一百卷，许敬宗、李义府等撰《姓氏谱》二百卷，柳冲撰《大唐姓族系录》二百卷，路敬淳有《衣冠谱》六十卷，《著姓略记》二十卷。玄宗时韦述撰有《开元谱》二十卷，代宗时柳茅有《永泰谱》，张九龄有《韵谱》，劭思有《姓解》，林宝撰《元和姓纂》十卷，林宝还与李衢于开成年间撰有《皇唐玉牒》一百一十卷。诸如此类，甚是可观。林宝的《元和姓纂》，名气很大，此书后亡佚，清人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

    魏晋至隋唐时期，是中国谱牒发展的高峰阶段。但问题也往往出在这个时候，因世重门第，于是难免有妄相托附之弊。其时士大夫言姓氏往往只求显贵，不问由来。钱大昕云：“自魏晋以门弟取士，单寒之家，屏弃不齿，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既显贵，多寄居它乡，而言王必琅邪，言李必陇西，言张必清河，言刘必彭城，言周必汝南，言顾必武陵，言朱必沛国，其所祖何人，迁徙何自，概置弗问，此习俗之甚可笑者也。”(《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颜师古注《汉书·萧望之传》曾言：“近世谱牒，妄相托附，乃云望之，萧何之后。”可见这时的谱牒，不可尽信。

    唐代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自从韩愈的《原道》篇问世以后，传统的经学地位被动摇了，科场上，明经科逐渐让位于进士科。最终，诗赋取士占据了上风。自唐末五代以来，取士已不问家世，婚姻也不问门第，谱牒已不是那么重要了，于是古姓氏之书渐被湮没。《宋史·艺文志》收录到咸淳止，著录何承天《姓苑》以来谱牒一百一十部，古姓氏书已多不见著录，《世本》大概也就是在五代至宋时亡佚的。《宋史》所著录的谱书中，有不少是私谱。钱大昕曰：“五季之乱，谱牒散失，至宋而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而问焉。”(《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这表明自五代宋以来，谱牒已由官方逐渐转向民间。但宋代谱学仍有较高的成就，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王应麟的《姓氏急就篇》、郑樵的《通志·氏族略》等书，都为世人所重。至《明史·艺文志》，只著录谱书三十八部，其中有一些还是年谱，《清史稿·艺文志》则根本未著录谱书，这说明朝廷已不重视纂谱。但清代纂家谱与修方志相应，民间是很重视的，在清人的文集中谱序并不乏少见。嘉庆中，武威学者张澍著《姓氏五书》，是很知名的著作。以湖北罗田县胡氏宗谱为例，自清嘉庆年至民国二十二年，已历五修。其他姓氏，亦大体如是。章学诚推崇刘知几的观点，积极主张在方志中建立氏族一门，曰：“夫比人斯有家，比家斯有国，比国斯有天下。家牒不修，则国之掌故，何所资而为之征信耶？”(《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王葆心修志，也十分注重征用谱牒资料。这时的史学家，仍然是很重视纂谱一事的。

    谱牒至今仍未绝矣。“文革”期间曾一度视为封建旧物进行过批判清除。但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海外华裔的归来，民间又兴起了修谱之风。时代不同了，族谱已不可能是标榜门第的工具，如今它只是一种记录血缘系统，并反映家族状况的图籍。现代人对它进行了一些改革，如采用了“女继承法”，所谓继承，无非是明其世系所出。妇女凡有学历职称，或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也都载入谱中。这些都与现代宪法相吻合。旧谱中记人物彰美扬善的传统，新谱中予以保存发扬，以利于地方教化。此种纂谱之法，是继承和革新的产物，它吸收了新时代的思想观念。这说明族谱的撰写也是受社会意志支配的。自清末以来的谱书，记载着今天的海峡两岸的血缘关系，族谱的存在，为促进海峡两岸同胞的交往，也起到了一定的现实作用。这样的谱牒，看来还将继续生存下去。

    中国谱牒，实为记载人物的史书。班固《汉书·艺文志》无史类，而以《世本》以下诸书，附于古史《春秋》之后。自《隋书·经籍志》首次使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以来，谱牒就一直著录在史部。章学诚曰：“物之大者，莫过于人。人之重者，莫重于族。……先王锡土分姓，所以重人类而明伦叙者，阙焉无闻，非所以明大通之义也。”因此，姓氏谱书自古由博通古今的儒士知撰，它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者重伦理，善治化，提倡躬行实践，劝善惩恶，所以“救人心”，“明教化”者，故中国方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中国谱牒记炎、黄以来之人事，自古为儒家经传羽翼，国史之支，源远流长，向为史家所重。《隋书·经籍志》曰：“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而谱牒正可为“疏通知远之士”所用，以使人事之纪无不达也。谱牒在历史和历史学上起到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尤其是在别血统、辨世系方面，不是其他史书所能代替的。谱牒沿续至今，仍有它生存的土壤和生存的价值。近代著名史学家王葆心先生《罗田王氏宗谱序》曰：“兹编之成，虽属一族之史，实则遥分国史之支。由国史编为一省之方舆，又可由省书约为一县之地志。此则约一县之志缩为一族之书也。省县之制度不变，氏族之血胤不乱，则此种纂谱之法，与修志相应，亦安能变革乎？”王葆心先生之言，实则是对后世谱牒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胡锦贤工作单位：湖北大学中文系

    胡  哲工作单位：罗田县化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