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帝与华夏文明

 继黄帝以后，尧舜禹成为传说中上古时期的三位圣人，其所处时代与历史时期最为接近。尧是我国古代帝王，五帝之一，名放勋，《谥法》载：“冀善传圣曰尧。”尧生于丹陵，长在母亲家—伊候之国，后来迁于祁地，所以称尧为伊祁氏。尧父帝喾，名蟜极，号高辛氏，传说帝喾在位70年崩，传位给儿子挚。尧13岁辅佐挚，封于陶地，15岁改封于唐地。所以尧号曰陶唐氏。18岁，要代挚为政，都于蒲阪，《通典》记载：“尧旧都在蒲。”《水经注》记载：“雷首，俗亦谓之尧山，山上有故城，又曰尧城。”《阚骃十三州记》记载：“蒲阪，尧都。盖尧帝亦都此，后迁平阳。”

    唐尧的部族最早活动于今河北省唐县至望都一带的滹沱河流域。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陶唐氏旧城应该是今河北唐县、望都一带。”《帝王世纪》曰：“尧封唐，尧山在北，唐水西入河，南有望都。”《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舆地广记》及《太平寰宇记》等古地理志书都持此说。

    后来唐尧率众西徙晋南，原因较为复杂。一说认为，由于东夷族势力日渐强大，作为部落联盟首领的唐尧，为避免东夷部族的侵扰，遂率部西徙，“从唐县、望都一带出发南下行唐，沿滹沱河过井陉，途经太原，再进入平阳。”考古学家邹衡也认为如是，并指出：“太原地区古文化多半是河北龙山（文化）的许坦型和光社文化与河北龙山文化的密切关系，从而也证实了唐尧部族由河北唐县、望都一带西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依据史料所载，唐尧西迁的主要原因当为避洪水之患。从地理环境的角度看，桑干河水系、滹沱河水系，“水流急湍，上宽下窄，上游水流携带大量泥沙，进入平原后流速骤减，泥沙淤积，河床填塞，尾闾不畅，极易成灾”。而唐尧部族所居的唐县望都一带，恰处太行山西坡与华北平原衔接地带，正是水患多发地域。《尚书.尧典》载“尧之时洪水为患为甚”；《寰宇通志》也说“尧时上游之水无所痒，壅而四处”等。或许正是因为水患的侵害，唐尧才带领部族离开故地，沿着滹沱河溯流西进，由太行山东部的平缓地带向高处迁徙，并穿越太行峡谷，进入今山西地区，最终落脚晋南。东汉郑玄在《诗谱》中曾说：“尧始居晋阳，后迁河东。”于是，又有了“尧都平阳”之说。

    关于帝尧建都之地，《竹书纪年》载：“元年丙子即位，居冀。”“冀州”一地，一说都平阳，在今山西临汾；一说国于中山，在今河北唐县；一说都于唐城，在今山西霍州西。但从实际考察看，河北唐县应为尧的早年活动地域，尧的都城应该在山西南部。所以尧都平阳的可能性很大，目前除文献记载外，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也为尧都平阳说提供了佐证。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面积300余万平方米。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6000余平方米，共清理1300多座龙山时期的墓葬，获得了一大批重要的随葬品。墓葬可分为大、中、小三种规模，反映了贫富分化的现实。2002年，经过第二轮发掘，确认它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并初步推测出了城址平面形状。遗址内不仅发现了一些夯土基址，同时还发现了观象台等其他重要遗迹。这些重要情况，为研究龙山时代的社会面貌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对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价值。其时代大体与传说中的尧帝时期相当，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的尧都基本符合。从这些材料看，尧都平阳是可信的。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山西考古工作队队长何驽指出：文明形成的核心标志，体现在考古上，就是证明国都的存在。国都应当具备宫殿区、王陵区、城墙、大型礼制建筑区、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王权控制的大型仓储区等，而山西陶寺遗址具备了上述所有功能区划要素。也就是，在4200年前的陶寺，社会组织已经进入了前国家的阶段。

    2010年7月，首都博物馆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共同推出了大型考古展，该展涉及全国32个省市的出土文物和一系列重点发掘项目。其中，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发现最受关注，因为这一考古发现将中华文明起点推前到距今约4200年，陶寺遗址因此被称为“中华文明的肇始”。在陶寺遗址发掘以前，考古界普遍认为，中国最早的都城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华文明起源于距今3700年左右的夏商时期；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发现则以事实推翻了这一论断，至少将中华文明时代形成的起点向前推进了500百年。

    关于尧帝的功绩，《尚书.尧典》说：“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与其大体相同。从大的方面，尧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事件有两个：制定历法和禅让政权。

    传说尧时首次制定了历法，使劳动人民能够依时间按节令从事生产活动，不致耽误农时。华夏族的农业垦殖历史悠久，尤其重视农时，《尚书.尧典》对此有详细记载。《尧典》说，尧命令羲氏、和氏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制定历法，然后颁布天下，使农业生产有所依循，叫“敬授民时”，他派羲仲住在东方海滨旸谷观察日出的情况，以昼夜平分的那天作为春分，并参考星宿的位置进行校正；派羲叔住在明都观察太阳由北向南移动的情况，以白昼时间最长的那天为夏至，并参考火星的位置进行校正；派和仲住在西方昧谷观测日落的情况，以昼夜平分的那天作为秋分，并参考虚星的位置进行校正；派和叔住在北方幽都观测太阳由南向北移动的情况，以白昼最短的那天作为冬至，并参考昂星的位置进行校正。二分，二至被确定以后，尧决定以366日为一年，每三年置一闰月，用闰月调整历法和四季的关系，使每年的农时正确，不出差错。

    禅让制是中国统治者之间政权转接和更迭的一种方式。关于禅让这一问题，史学界有不同看法，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禅让”与“逼让”的争论。一般地，从先秦到清代，学者对禅让的存在深信不疑。先秦诸子文献对禅让制都有详尽的记载，如《孟子.滕文公上》《墨子.尚贤上》《韩非子.説疑》《庄子》以及《竹书纪年》等。从先秦时期的资料记载看，尽管诸子各家对禅让制都表达了不同态度，但禅让的存在毋容置疑，尤其是《竹书纪年》的相关记载无疑是对上古帝王举贤传能事实的补充。

    直到近代，康有为《孔子改制考》问世后，尧帝禅让遭到怀疑。在中国学术界，像顾颉刚、杨宽对要舜禅让的现象持怀疑态度，而郭沫若、钱穆、蒙文通则对禅让制的存在持肯定态度。钱穆指出：“唐虞禅让，为中国人艳传之古史，自今观之或殆为古代一种王位选举制之粉饰的记载也。”

    禅让作为上古帝王实行的一种纳贤传能的制度，涵纳着“授贤不授子”和“不同族邦首领担任族邦联合体领导者”两层含义。究竟该如何认识禅让制，我们以为要深入考察尧舜时代的社会环境，从中进行探讨。尧舜禅让是为了维系和稳定联盟体的存在与发展，是若干原本相互独立的社会集团走向联合时产生最高领袖的一种方式。由于一定时期内联盟内部力量对比和外部环境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所以尧舜禅让具有连续性。而平等式联盟是尧舜禅让故事发生的社会基础。不过，平等式联盟是十分脆弱和不稳定的。一旦外部环境有所变化或内部力量对比失衡，就会打破原来的联盟形式，或者联盟分裂，或者不平等式联盟代之而起，并进一步促使政治一体化由不稳定状态逐渐趋向稳定。

    当然，帝尧除了制历法、禅让帝位外，还选贤任能、治理水患、教民稼穑、制礼定纲等。《史记.五帝本纪》中称赞“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尚书》也赞颂说：（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孔子则说：“惟天下大，惟尧则之，帝王之德莫盛于尧。”可见，尧不仅是华夏文明的奠基者、杰出的圣明君主，而且是“合”“和”文化的首创者。

    山西现存有关尧的文化遗迹主要集中在晋中、晋南一带，如太原清徐县的尧城村、平遥县北关的尧庙、霍州市陶唐峪的尧庙、洪洞县羊（獬）村尧庙、临汾市伊村唐尧里、康庄“康衢击壤”处、郭行乡北郊村“古帝尧陵”、绛县古绛镇尧寓村“唐尧寓处”碑、翼城县唐城村尧子丹朱封地、史村尧子丹朱墓等，其中最有影响的当为临汾的尧庙。

    全国现存很多尧庙，但是见于正史记载、由皇家建造并进行祭祀的尧庙则在平阳，即今山西临汾市南五里尧庙村。《魏书.高帝纪》记载：太和十六年（492），“诏祀唐尧于平阳”。《水经.汾水注》：“汾水又南经平阳县故城东……水侧有尧庙，庙前有碑。”《魏土地记》曰：“平阳城东十里，汾水东原上有小台。台上有尧神屋石碑。”《元史.世祖记》：中统四年(1263)六月，“建尧庙于平阳，仍赐田十五顷。”

　　尧庙原建于汾河西岸，晋元康中徙汾东，唐代显庆三年（685）迁至今址，距今1300余年，现存为清代遗物。历代均为国家级祭祀之所，先后进行过多次修葺与扩建，清康熙帝、光绪帝以及慈禧太后曾御驾此地。尧庙现占地5.33公顷，规模雄伟，布局疏朗，前有山门，碑列两侧，内有五凤楼、尧井亭、广运殿、寝宫等。尧王与四大臣宰被喻为五凤。“一风升天，四风共鸣”，五凤楼因此得名。广运殿面阔9间，进深6间，重檐歇山顶，高达27米，形制宏伟壮丽，殿周有廊环围，柱础雕刻精致，云龙盘绕其上，蜿蜒自如。龛内塑有尧王像及侍者。庙内存有碑十余通，记载陶尧功绩及庙宇建造经过。庙东北40公里筑有尧陵，庙南3公里存有“茅茨土阶”石刻。清代以前每年在此举行祭祀仪式并逢庙会，康熙帝巡幸尧庙时，定为皇会，历代帝王将相、达官显贵及墨客骚人对尧庙吟咏甚多，赞叹备至。

（陕西唐氏宗亲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