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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陕西境内的人口迁移
清代陕西境内的人口迁移
薛平拴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西安 710062〕
清代陕西人口迁移的规模至为庞大，对陕西社会经济发展乃至自然环境变迁的影响也颇为深远。根据大量文献记载的事实，可以把清代陕西人口迁移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清军入陕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平息。这一阶段实际上是明末陕西人口大量外迁的继续。这一阶段，陕西人口大量外迁，人口为之大减。第二阶段，从康熙中期(即康熙20年以后)到咸丰末年(1861年)，这一阶段各地人口大量迁入陕西境内，人口迁入区主要为陕南地区(汉中府、兴安府、商州)。这一阶段历时180年左右，人口迁移高潮则在乾、嘉时期。嘉庆初年，陕南人口也曾大量外流。第三阶段，同治元年(1862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左右，历时20年。这一阶段，在连年战乱和严重自然灾害双重作用下，陕西人口大量外迁。第四阶段，自光绪六年以后至清末，外地人口又大量迁入陕西。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满族是清朝的统治民族，清朝时有不少满族人口由于驻军、任职等原因而迁入陕西。据载，康熙以后，“东抵户、杜，西尽扶、眉，凡八十余里，计地一千七百余顷，悉为旗营牧地，但当时分疆立界，多听旗人自估，初无定数”，这一地区即有不少旗人【59】。在西安附近亦有不少旗人。这里主要探讨清代外来移民迁入今陕西境内的概况，对于陕西人口的外迁则不拟详论。
一、清代陕南地区的移民
1、陕南成为移民迁入区的原因
在清代，陕南地区是全国重要的人口迁入区。陕南之所以会成为重要的人口迁入区，与陕南所处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人口分布状况等有密切关系。首先，陕南位于汉水、丹江、嘉陵江上游，北邻关中，南通川蜀，西连甘肃，东与鄂、豫接壤。这里既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又有一些交通要道与甘肃、四川、湖北、河南相通，北上则可以进入关中，南下则可进人四川、湖北。通过汉江通道又可和江南地区相通。所以各地流民往往通过这些通道进入陕南地区。其次，陕南气候适中，水源丰沛，自然资源丰富。其三，明末清初，陕南屡遭兵燹，自然灾害亦颇频繁，大量人口死于战乱或逃亡他乡，导致人口锐减。清朝初期，陕南极其残破荒凉，人口颇为稀少。从大量清代方志记载看，这种萧条极为普遍。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免汉(中府)、兴(安州)二属荒地八千三百八十三顷”【60】。说明直到康熙中期，陕南仍有83830亩荒地。明末汉中府“原额民地”13146.12顷，清初“实熟地”仅余6890.10顷，仅为明末的52.4%；商州明末“原额民地”7729.02顷，清初“实熟地”为2488.29顷，仅为明末的32.19%；兴安州(今安康地区)明末“原额民地”为18746.61顷，清初“实熟地”仅余1460.14顷，仅为明末的8%。洵阳县“实熟地”仅32.52顷，仅为明末的10.67%；汉阴县仅为68.54顷【61】。这些数字表明，清初陕南地区异常萧条，残破不堪。从编户“里”数亦可看出这一点。康熙初年，陕南部分县编户“里”数如下：汉阴4里，略阳4里，洵阳4里，镇安2里，商南1里，山阳2里，平利1里，白河1里【62】，足见各县人口之稀少。山阳县直到康熙中期仍然是“里甲丘墟，现在(康熙33年)落落遗氓，各占一地，唯知务农，有一户住一山坞者，有二三户住一沟溪者，多则十余户住一原一坪者，便为大屯”【63】。山阳县明代编户为20里，顺治二年(1645年)“以兵燹之后，凋耗无几，攒为东、西二里，各计十甲”【64】。洛南县在明末战乱之后“劫烧无遗，人民百存一二而已”【65】。白河县在清初甚至是“百里不闻人声，四境荒芜”【66】，荒凉至极。汉阴县城在康熙初仍然是“一望萧条，如同瓦砾”【67】。宁陕(今陕西宁陕)在顺治年间由于“劫掠焚杀，山中之氓，所存十无一二”【68】，“山林未辟，人烟稀疏，户口零落”【69】。石泉县自明末“崇祯丙子(1636年)以后五十二年间，七经寇陷，所存者寥寥数百余家”【70】。紫阳县“民之卜居于山阿水涯者，诛茅为屋，如晨星落落，求所谓三家村者无有焉”【71】。上述史实皆说明，直至康熙中期，陕南地区各县仍极其萧条，人口稀少，呈现出人少地多的局面。正由于陕南为地旷人稀之区(笔者称之为“人口低压区”)，从而使其对“人口高压区”的人民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因此从康熙中期开始便有外地人口陆续迁入陕南，并在乾、嘉时期形成了十分猛烈的移民浪潮。
陕南在清代之所以会成为重要的人口迁入区，还有一个原因值得重视。清初陕南地区赋税较轻，地租极低，对于农业开发程度较高、经济发达地区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来说，这里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据说陕南一带“徭粮极微，客民给地主钱数千，即可租种数沟数岭”【72】。清人严如煜说：“山内地广赋轻，……缘当国初定赋之时，多系未辟老林，故率从轻科”。“国初定赋，人户荒凉，原定之额不能符数，土著百姓以纳课为难，募人领地承赋，其承纳之国课不过几钱几分，领地辄广数里，至离县鸯远者，一纸执照之内，跨山逾岭，常数十里。完课既为无多，故其赁佃之租，亦不似外间之按亩而定也”【73】。为什么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纷纷涌入荒凉的陕南地区?乾隆《洵阳县志》的作者分析说：洵阳县“今流寓日多，大抵皆荆、扬之人也。舍沃壤而趋硗土，伐木栖山，刀耕火种，岂其情哉?大约如《唐志》之狭乡趋宽乡耳。荆扬之乡视南山诸州邑不为狭特，以生齿日繁，口分之田，豪强兼并，较之南山诸州邑土广人稀则狭矣。而又宾至如归，主无欺客，故轻出其乡而不恤也”【74】。这说明，外来移民迁入陕南与移民迁出地的人口和土地占有状况密切相关。经济发达地区人口猛增，人均占有耕地减少，而且由于官僚、地主、商人的肆意兼并，使不少农民失去土地。这些失业破产的农民只好进入地多人少的欠开发地区。陕南地区适于耕作，地租较低，土地易得，赋税又较轻，因而成为流民迁入的最佳地区之一。
2、陕南移民的来源与分布
外地移民迁入陕南最早见于记载者在康熙初期，但迁入数量甚少，规模有限，乾隆初年以后才形成移民高潮。据毕沅说，兴安州(今安康地区)“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75】。可见乾隆时期迁入陕南的外省移民相当多，移民主要来自河南、湖北、四川、安徽等省，迁出地相当广泛。按照清代地方志记载，移民的来源更为广泛。下面即对陕南移民的来源及在陕南各地的分布作一分析。
先来看汉中府(今汉中地区)的移民来源及分布。西乡县早在康熙年间就有湖广(今湖北、湖南)等省人口迁入这里。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西乡知县王穆建造“招徕馆”20间“以备湖广等省招徕之民初到栖止。乾隆以来，民聚贼充，无用招徕，年久屋塌”【76】。说明康熙年间陕南地方当局曾大力招徕外省人口迁入陕南，至乾隆以后，由于人口大增而不再向以前那样热衷于招徕人口了。但这决不意味着外地移民迁入西乡到乾隆时已经停止。据载，道光八年(1828年)西乡有38728户，178453口，其中“土著老民”24114户，95792口，而“新民”(即外来移民)则有14624户，82661口【77】，按此计算，“新民”(即移民)占总人口的46.32%，几乎占总人口的一半。可见外来移民在西乡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相当大。其实所谓“土著老民”有相当部分是清初迁入西乡的外来移民。对于迁入较晚的移民来说，他们已成为“土著老民”。据说王穆设“招徕馆”以后，“楚民来西(乡)者数千家，自是田地日辟”【78】。据此，康熙末年迁入西乡县的湖北等省人口约数千家，估计约1.5万人以上。据载，清末西乡的大族吴氏、田氏、李氏等十二族分别来自浙江、湖南、湖北、陕西三原、江西、安徽、广东等省，大多为乾、嘉时迁入西乡【79】。此外，雍正初年有少量苗族人口因“改土归流，逃遁至此”，至光绪年间西乡县苗民约“百十户”【80】。
宝鸡、凤县以南秦岭山区也有不少四川、湖北移民。宝鸡县以南，凤县、留坝厅至褒城县一带山区，在乾隆初期“古木丛篁，遮蔽天日，异花奇木，芬馥泉岩，近为川、楚棚民开垦，路增崎岖，而风景不复葱荟矣”【81】，足见这一带川、楚移民甚多，以至引起这里生态环境的剧变。
定远厅(今陕西镇巴)位于西乡县南，地处大巴山区，厅设于嘉庆八年。由于清朝“承平日久，川、楚之民生齿日繁，入山开垦者日益众”【82】。至道光初，“烟户渐多，川人过半，楚人次之，土著甚少”【83】。定远厅与四川接壤，故四川人最多，湖北人次之，土著居民更少。定远厅道光三年有13.48万人，按此估计则迁入定远厅的四川人大约近7万人。
川、陕边境大巴山地“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五方杂处，无族姓之联缀，无礼教之防维”【84】。据此，大巴山地区湖广籍移民约占总人口的50%，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占30-40%，土著居民则有10-20%。可见大巴山区外来移民的比重相当大。
留坝厅(今留坝县)位于秦岭南坡，皆为山区。留坝“土著民人甚少，大半川、楚、安徽客民，均系当佃山地，开垦为生”【85】。留坝厅松柏、柳等树木“昔所常有，数十年来，客民伐之，今已荡然”【86】。说明迁入留坝的外地“客民”相当多。褒城县地处秦岭南坡，山多田少，“居民多非土著”【87】，外来人口在总人口中亦占相当比重。
佛坪厅(今佛坪县)亦位于秦岭南坡，皆为山区。佛坪厅设于道光五年(1825年)，境内移民颇为不少。光绪八年(1882年)，佛坪有土著居民4228户，25973口；“客民”8133户，46595口，“而雇工另户不与焉”【4】88。据此，佛坪外来移民比当地土著居民几乎多一倍。在佛坪总人口中，土著人口仅占35.8%，外来移民则高达64.2%。道光年间，还有一批苗族人口迁入佛坪。佛坪“厅治沙窝子有苗民，李、吴、熊、马、王、陈六姓，系道光二十三年由贵州遵义府迁至”【89】，但人数不详。
宁羌州(今宁强县)外来人口亦不少。史称宁羌“与川、甘两省交界毗连，五方杂处，最易藏奸”【90】。这里的外来人口主要来自四川、甘肃两省。
南郑县南部地处大巴山区，这里也有不少外来移民。早在乾隆时，南郑县“深山穷谷，垦荒辟土者，多异地之人”【91】。可见至迟在乾隆时就有不少外地人迁入南郑县南部大巴山区。南郑县东西皆为平原，“在汉江以北者，称为北坝，人民土著居多。自汉江以南，亦系平原，称为南坝，多系四川、湖广、江西等处外来客民，佃地开荒”【92】。说明南郑县外来移民主要分布在汉江以南山区，他们主要来自四川、湖广、江西等省；而汉江以北之地则以土著人口居多，外来移民较少。
略阳县西临甘肃，外来移民相当多。据说“略阳原无水利，如娘娘坝、金池院、庙坝、接官厅等处，现有水田者，近因川、楚人民徙居，来此开垦，引山沟水以资灌溉”【93】。说明略阳县娘娘坝、庙坝等地的四川、湖北移民不少。略阳县“东北栈坝黑河，多川、湖客民，五方杂处”【94】，也是川、鄂移民较集中的地方。
洋县北部为秦岭南坡，亦多外来移民。康熙中期，洋县知县邹溶在《理洋略上》中说：洋县“东路之椒溪、蒲河，北部之华阳山，僻远尤甚，多招徕附籍之人”【95】。可知在康熙中期已有不少外来人口进人洋县北部山区。嘉庆时期，洋县北部至周至县南部的广大山区(秦岭山区)，外来移民更多。据载，“终南、太白两大山，其脊背在周至之南、洋县之北，林深谷邃，蟠亘千余里，为梁、雍第一奥阻。承平日久，各省流民结棚垦荒。秦岭厚珍子、黄柏园、神仙洞等处，大小木厢百数十处，匠作负运多者一厢至一二千人，少亦以数百计”【96】。据此估计，进入洋县北部和周至县南部山区的各省流民至少在6万人以上。洋县有所谓“老民人”、“新民人”之别，其所谓“新民人”，“即南北二山中，乾隆以前外省迁来之户，开垦荒莱，渐治田庐，久之物以类聚，来者渐增，语沿其乡之音，事循其乡之礼，零星而居，因地成市，其所招佃，尽属川北棚民”【97】。这里的外来移民来自川、鄂等省，可能以川北移民为最多。
凤县西临甘肃，位于秦岭西部地区，境内跬步皆山，外来移民相当多。至道光初年，境内“新民甚多，土著稀少，多系川、湖无业游民，佃地开垦，杂聚五方，素称难治”【98】。到光绪年间，“境内土著甚少，……盖客籍甚多，川、楚及邻邑多投老林垦种，迁徙无定，即《府志》所谓棚民”【99】。清初，凤县人口稀少，由于外来移民大量涌入，到道光3年时则猛增至173400余人【100】，人口颇称繁庶。光绪初年旱荒，“山外旷地多，老林地力渐薄，棚民辄外徙”【101】。移民又大量迁出山外，致使凤县人口锐减。光绪十八年，凤县仅有10073户，42087人，仅为道光3年的24.27%。这说明外来移民对人口分布格局的影响相当大。
关于汉中府外来移民的分布及来源，《汉南续修郡志》曾做过如下概括：汉中府所属“土著无多，……所云‘老民’，不过元、明、国初，若‘新民’则数十年内侨寓成家，南(郑)、褒(城)、城(固)、洋(县)、沔(县)平坝之中，老民尚多；南北两山及西(乡)、凤(县)、宁(羌)、略(阳)、留(坝)、定(远)之属，则老民十之二三，余均新民矣。新民，两湖最多，川民亦多，次湖籍则安徽、两广，次则河南，贵州间亦有之”【102】。这一概括大致符合实际。根据这一记载及其他文献所记，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其一，清代陕南移民中有所谓“老民”、“新民”之分。清代陕南方志中的所谓“老民”或“土著老民”，有相当部分其实是明及清初迁入陕南的移民。在社会上及他们心目中，这些较早迁入陕南的外地移民在嘉、道时期已被看作土著居民，他们已完全定居下来。其二，移民在汉中府的分布并不平衡。在南郑、褒城、城固、洋县、沔县等县的浅山河谷地带，老民所占比重较大，移民所占比重较小。其三，在汉中府南部大巴山地、北部秦岭山地，即西乡、凤县、宁羌(今宁强)、略阳、留坝、定远(今镇巴县)所属山区，土著居民仅占20-30%，而“新民”即外来移民则占70-80%。这几个县皆位于秦岭和大巴山深处，山高林密，经济开发程度较低。由此可以看出，凡是平原盆地及开发较早地区，则外来移民所占比重较小；而开发程度越低、开发越晚的地区，则移民所占比重越大。这说明，移民的迁入由平原盆地向浅山河谷再到深山逐步推进。其四，迁入汉中地区的人口，以两湖(即湖北、湖南)籍人口为最多，来自四川的移民也相当多，其次为安徽、两广，再次为河南，贵州也有少量人口迁入，而且大都是苗族。此外，来自浙江、江西等省的人口也有一些，但数量相对较少。总之，汉中府移民的来源相当广泛，这些外来移民的迁出地除河南省外，皆属我国南方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
再来看兴安府(即今安康地区)移民的来源及分布。平利县位于兴安府东部，境内外来迁入人口相当多。乾隆初，平利知县黄宽说：“邑中户口，向最寥寥，今际国家重熙累洽之盛，生聚日繁，户口视十年之前，已过数倍，惟是境内人户，颇多新附，版图有民社之寄者”【103】。平利县康熙五十年（1711年）仅有492户，1913口【104】，乾隆十九年(1754年)则增至2318户，8509口【105】。40余年间人口猛增4.5倍。至道光三年(1823年)又猛增至178600口【106】。从乾隆十九年到道光三年69年之中，人口猛增20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5‰，如此高的增长率显然主要是外地移民大量迁入的结果。《秦疆治略》称：平利县“幅员辽阔，民人多系楚、蜀迁居之户，全赖开山种地以资生”【107】。可知平利人口绝大部分为四川、湖北迁入的移民。
安康县迁入的人口也不少。嘉庆十七年(1812年)安康县的人口状况是：土著居民25066户，153884口，户均6.14口；“客籍”居民16707户，45526口，户均2.73口；“只身客籍”3717口，僧道籍人口452口【108】。“客籍”即外来移民，“只身客籍”即单身移民。这些数字说明：其一，安康县外来移民人数相当多，移民在总人口中占24.19%。其二，土著人口户均6.14口，而移民人口户均仅有2.73口，远远低于土著居民。说明大多数移民迁入安康的时间并不长，所以他们的家庭规模较小。其三，单身移民占移民总人口的7.6%。可见在移民人口中，单身移民比较少。据《秦疆治略》载，安康县“北乡皆崇山峻岭，土地瘠薄，土著流寓参半”。据此，安康县移民主要分布于该县北部深山地区，这里的移民约占总人口的1/3到一半。安康县道光三年(1823年)，人口达389300余人【109】，比嘉庆十七年(1812年)增长91.23%。1l年(1812-1823年)间，人口猛增近1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60‰，这显然主要是外来移民大量迁入的结果。安康县南部“深山老林多材木，浮溪达汉，岁不胜纪，物产饶富，犹长安之有终南也，但川、楚流户比屋杂处，奸诈日滋”【110】。说明安康县移民也主要来自川、鄂等省，他们大多集中于深山之中。
白河县位于安康东南部，北、东、南三面与湖北接壤，故有“秦头楚尾”之称。嘉庆以前，白河县“乡民刀耕火种，……错居多诸方之人，声音五方皆备”【111】。嘉庆二年(1797年)知县严一青上报称：白河县“跬步皆山，人多寄籍。……今岁收歉薄，其新来寄居者，或复归故乡，或另徙他处，已去十分之二”【112】。由于白河县“滨临汉江，界连楚北，五方杂处，最易藏奸，境内四面皆山，外来佃种者十居六七”【113】。“外来佃种者”甚至高达当地人口的60-70%，可见迁入白河县的外来移民相当不少。这些移民当以湖北籍为最多。洵阳县也有大量南方人口迁入。乾隆《洵阳县志》称：洵阳县“今流寓日多，大抵皆荆、扬之人也”【114】。
紫阳县外来移民人数相当多，是陕南外来移民最为集中的县之一。乾隆四十年(1775年)，紫阳县仅有25690口，然而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则骤增至127829口，短短63年之中人口猛增4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6‰。人口增长之所以如此之快，就在于外省移民大量迁入该县。故道光《紫阳县志》称：紫阳县“皆侨户占籍，土著百无一二，迄今日犹然”【115】。沈麟于康熙二十七（1688年）任紫阳知县，他说：紫阳县“流寓多而土著少”【116】。可见在康熙中期以前，就有不少外来人口迁入紫阳。史称紫阳“僻处山中，多流寓人籍”【117】。
迁入洵阳和石泉两县的外来人口也相当不少。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潘瑞奇在其所修《石泉县志·序》中说：石泉县“自明崇正(祯)丙子(1636年)以后，五十二年间，七经寇陷，所存者寥寥数百余家”【118】，人口异常稀少。据此，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石泉县人口估计在2000人左右，但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时则增至29794人【119】，10年间人口猛增14倍。到道光三年(1823年)，又增至87900人【120】，比乾隆五十二年又增长1.95倍。据此计算，乾隆五十二年至道光三年36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0‰。直至康熙初期，洵阳县仍然是“地僻人稀”【121】。至乾隆52年(1787年)，洵阳县人口猛增到67688口，道光三年(1823年)又增至243500口【122】，36年间人口猛增2.6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6‰。石泉、洵阳二县人口增长如此之快，显然不完全是人口自然增殖的结果，而主要是外来人口大量迁入的结果。据载，“石泉土著寥寥，四方商旅，聚而成族，其间冠婚丧祭之仪，岁时伏腊之习，各不相同，互相椰榆矣”【123】。说明石泉县土著人口甚少，人口来源相当庞杂。道光《石泉县志》编者按语说：明清鼎革之际，石泉县“七遭兵燹，仅存七百余户。……(乾隆)三十七、八年间，川、楚歉收，穷民就食来陕，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复携带家室，源源而来，於是户口骤增数倍，迄今安居乐业，悉为土著矣”【124】。石泉人口猛增数倍，完全是川、楚、河南、江西、安徽等省人口“源源而来”的结果，而且这些移民都已定居下来，成为土著人口。
清初，汉阴“土满人稀，较昔之盛时，尚不及十之二三”【125】。康熙年间，汉阴仍然是“人烟星稀，地土荒芜居多。今(嘉庆)数十年来，各省来汉(阴)者，烟户稍增”【126】。从方志记载看，汉阴境内来自全国各省的移民颇为不少。乾嘉时期，各地移民纷纷在汉阴设置“义地”，“嘉庆九年，通判史棠率本省客民于平麓台置地一段。西城角外、游山庙地一段，东关祖师殿后地一段，皆江西客民置。东关欢喜岭上坎地一段，卧龙冈尾地一段，皆湖南客民置。东关温家坟前面地一段，江南客民置，麒麟沟下首太字坟路北地一段，湖北客民置”【127】。据此，迁入汉阴的外地移民主要来自江西、湖南、江南、湖北以及本省。由于汉阴外省客民甚众，于是他们纷纷在汉阴县城兴建自己的会馆。见于记载的外省会馆有：江南会馆、山陕会馆、湖南会馆、江西会馆、湖北会馆【128】。
总之，乾、嘉、道时期迁入兴安府(今安康地区)的外省移民相当多。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毕沅上奏说：兴安直隶州所辖“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阴六县，通计地方四千余里，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五方杂处，良莠错居”【129】。综上所述，乾隆以来迁入兴安府的外省移民颇多，他们主要来自四川、湖北、河南、江西、安徽、湖南等省。由于外来移民大量涌入，清政府于乾隆四十八年将兴安州升格为府。由以上所述可知，外地移民在兴安府各个县都有分布。当然移民在各县的分布并不完全平衡。
再来看商州(今商洛地区)移民的来源及分布。山阳县位于秦岭山地南部，南邻湖北。外省移民进入山阳最早始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以前，据载，“流民安插山阳为民，北直居多，外省间有之”。康熙三十二年县册“载流民三十三名口，内男二十二口，女十一口，三十三年春内，男故一口，至五月新到安插男妇五口”。三十三年时，“现存男二十四口，女十三口”【130】。这些移民大概是政府有组织的安置流民而形成的，规模也不大。至乾隆中期以后，外地流民大量涌入山阳。乾隆三十年(1765年)，“豫、楚流民携家寄籍，开垦者众，米价骤贵，斗至四百余钱”；五十一年，“豫省荒，逃来甚众，多路毙鹃岭，蚜置义冢，余死骨枕籍，腥臭逼人，瘟疫死者十之有三”【131】。这些流民主要来自河南、湖北，人数甚众。山阳县“向来树木丛杂，人烟稀少，不过一万余口。近则各省客民，渐来开山，加至十倍之多，五方杂处，良莠不一”【132】，道光三年(1823年)人口达107700人。足见乾隆至道光时迁入山阳的移民之多。
洛南县位于秦岭东部，东邻河南，史称洛南“四境皆山，平原甚少，山内皆系川、楚客民，开垦地亩”【133】。可见迁入洛南县的外来人口以湖北、河南籍移民为主。乾隆七年(1742年)，洛南县仅有5691户，30714口【134】，道光三年(1823年)则增至172700余人【135】，81年间人口猛增5.62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2‰，这种高速增长主要是外来人口大量迁入的结果。
镇安县是外省移民最重要的迁入地之一，移民在总人口中占所占比重甚大。道光三年(1823年)，镇安县总人口为15980余人，而“土著者不过十之一二，客民十居八九”【136】。总人口中土著居民所占比重不过10-20%，而移民竟占80-90%，可见镇安是外地移民相当集中的地区。清末，镇安县人口大致可分为汉民、回民两种，“汉民分本地、下河两帮，回民则属本地。凡籍隶本县，世居境内，与原籍本省迁居本境者，均称‘本地帮’。外省之人，则无论何省迁来，虽年湮代远，均称下河帮。合而计之，下河居十之七，本地居十之三”【137】。由此看来，光绪年间镇安县外省籍移民仍占总人口的70%，如加上本省移民，则移民比例更高。
商南县位于秦岭南坡，东邻河南，南邻湖北，故外省籍移民亦不少。商南“跬步皆山，久经开垦，并无老林，……惟客民过多，五方杂处”【138】。这些移民当主要来自河南、湖北。商州(今陕西商州市境内“山地为川、楚客民开垦殆尽，年岁丰收，可以足食”【139】。商州境内不仅移民数量很大，移民来源地也很广泛。据说商州境内移民有些来自“湖北武、黄，安徽潜、六，流徙之人著籍其间”【140】，说明商州的移民也有不少来自湖北武昌府(治今湖北武汉市)、黄州府(治今湖北黄冈)、安徽潜山(今安徽潜山)、六安州(今安徽六安市)。
清代西安府所属宁陕厅(今宁陕县)、孝义厅(今柞水县)皆位于秦岭南坡，实属陕南地区，迁入这里的移民相当多。正由于外地移民大量涌入，清政府于乾隆四十八年在秦岭山区设立了这两个厅。宁陕一带原来“居民鲜少”，至“乾隆年间，始有安徽、晋、豫游民入山垦种，始则茅屋依山，继且街衢布岭。……十余年来，石田日辟，山民妇子恬嬉，颇称乐土”【141】。道光三年(1823年)，宁陕厅共有129000人，然而“土著者仅有十分之二”【142】。据此，宁陕居民中移民约占80%，其数在10万人以上。由于宁陕“土地之价轻，所以川、楚各省民人源源而来，以附其籍，有资本者买地典地，广辟山场，无资本者佃地租地，耕作谋生，统计烟户，大约楚、蜀人居十之五六，江南、江西、山西、河南、两广人十之二三，土著者十之一二。最少者山东、直隶、浙江、甘肃数省耳”【143】。据此可知，宁陕境内移民的来源相当广泛，他们来自全国12个省，其中湖北、四川籍移民为数最多，占总人口的50-60%，江南、江西、山西、河南、两广(广东、广西)籍移民约占20-30%，山东、直隶、浙江、甘肃籍移民则较少，而土著居民仅占10-20%。由此可以看出，宁陕的移民绝大部分来自我国南方地区，这里是陕南地区最集中的移民迁入区。
孝义厅(今柞水县)的外来移民也相当多。由于这里“山地肥饶，种少收多，所以江、楚各省人民源源而来，开荒附籍”。移民的来源地极为广泛：“约计境内烟户，土著者十之一，楚、皖、吴三省人十之五，江、晋、豫、蜀、桂五省人十之三，幽、冀、齐、鲁、浙、闽、秦、凉、滇、黔各省人十之一。故性情各异，风俗亦不同”【144】。这一记载至少说明三点：其一，孝义厅土著居民极少，仅占总人口的10%，而外来移民所占比重相当高，各省移民(包括本省)占总人口的90%。说明孝义厅是陕南地区移民迁入最为集中的地区。其二，移民的来源地至为广泛，除新疆、西藏、内蒙古及东北三省外，几乎全国各省都有一定数量的人口迁入孝义厅。由此说明陕南移民并非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性的大问题。其三，尽管移民的来源地相当广泛，但移民的绝大部分来自我国南方地区。据这一记载，湖北、安徽、江苏籍移民即占总人口的50%；而江西、河南、四川、广西籍移民又占30%，这两部分即占总人口的80%，这些移民除河南外，全部为南方地区。
二、同治至光绪初年陕西人口的外迁
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入陕，不久回族人民在关中举兵起义，从此陕西各地陷人战火之中。光绪初年，陕西又遭遇奇旱。连年战乱及严重的自然灾害迫使陕西各地人民大量外迁。
应该指出的是，同治年间陕西人口外迁是因战乱引起的，而光绪初年人口外迁则主要是由自然灾害造成的，导致人口外迁的“推力”显然有所不同。这些躲避战乱的难民及饥民不一定都在外地定居，其中相当部分会在以后重返故乡，有些人则永远留在了外地。此外，回民起义失败后，关中、陕北等地回民绝大部分被强行迁往甘肃、青海等地。这些回民属于典型的强制性移民。从此陕西境内回族人口所剩无几。
大致说来，同治至光绪初年，关中地区遭受战祸及自然灾害最烈，因此人口外迁数量最多，而陕南、陕北人口迁出数量相对较少。所以这一时期关中地区成为最大的人口迁出区。
三、光绪初年以后的人口迁入
同治元年至光绪五年左右，陕西人口因战乱和严重自然灾害而大幅度减少。因此光绪五、六年以后，又有不少外省人口迁入陕西。这一时期关中成为主要的人口迁入区。下面试对外来移民在陕西各地的分布及其迁出地(来源)略作分析。
光绪初年以后，关中地区基本上是一个人口迁入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河南人马二保(回民)举家迁入潼关厅(今潼关县)，其家男子3口，女1口【145】。同治以前，富平县是陕西人口最为稠密的县之一，然而“光绪六年以后，土旷人稀，阖邑丁口，约略计之，三去其二”。所以地方当局“遂仿南山(秦岭)诸邑招集客民开垦例。於是川、楚无业之氓，坌然而至，计口授田，与土民原无歧异”【146】。至光绪十二年(1886年)，富平县土著居民18845户，89969口，商民2105名，“招垦客民”1298户，男女大小5799口【147】。迁入富平的移民主要来自四川、湖北，而且都是失业破产的无业游民。移民每户平均4.47口，说明他们基本上都是全家同迁。
蒲城县位于关中平原东部，自然条件优越，历来是人口稠密区。清代蒲城县是陕西人口最多的县之一，道光三年(1823年)拥有303000人【148】。但到光绪八年(1882年)仅剩26685户，114634口，人口减少62.17%【149】。光绪三年后，由于“户口零落，土地半属荒芜”，蒲城县于光绪十年大力“招客开垦，湖北、河南之民占籍者甚夥。十五年，始编立八图，一体开科，与土著等”。这八图是：(l)东乡：永远图(湖北)、中州图、常乐图、华阴图(以上图皆为河南)；(2)西乡：悠久图(湖北)，河南图(河南)；(3)南乡：三善图(湖北)；(4)北乡：骏良图(湖北)【150】。由此可知，迁入蒲城的外省移民皆来自湖北、河南二省，移民的成份大约以失去土地的无业农民为主。移民进入蒲城后，皆以开垦荒地为谋生手段。这种移民完全属于自发性移民，或称经济开发型移民。这些移民被编为8个图，每图多少人，史籍失载。仅就图的数量而言，湖北籍占4图，河南籍占4图，大体各占一半。估计移民数量当在1-1.5万人左右。
泾阳县位于关中平原核心地带，自古为富庶之区，人口稠密，然自同治以来，人口锐减。光绪初年，即有不少外地人口迁入泾阳。光绪三年(1877年)，泾阳县土著居民12032户，“客户”322户，人口共计71235口。光绪28年，土著人口为14825户，而“客户”增至1944户，比光绪初增加6倍，人口共计85580口。宣统二年(1910年)，正户(即土著)15458户，附户(即客户)3019户，总人口增至95860口【151】。据此，光绪三年前就有322户迁入泾阳，迁入人口占土著人口的2.68%。到光绪二十八年时，外地移民则达1944户，占土著人口的13.11%，到清末附户(即外来移民)占正户(土著)人口的19.53%，说明迁入泾阳的外来移民在不断增加。宋伯鲁甚至说：同治迄于清末，泾阳县“土著之民三分仅一。……客日集而主日弱，其势岌岌不能自存”【152】。按此说法，则泾阳县的外来移民在清末已达总人口的2/3，可见泾阳县外来移民颇为不少，但移民的来源地却未见记载。
兴平县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地平土沃，农业发达，人口稠密。早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时，兴平即有17899户，142465人【153】。但到同治初年却减至16700户，105342口【154】。同治年间“回、发之变，本境(兴平)户口伤亡甚多，湖北客民来寓渭河南开种，佃种滩地，谓之 ‘客户’”。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兴平县共有“客户”1708户，8018口，商户550户，3535口，“土著户”22732户，106391口【155】。土著居民户均4.68口，“客户”(外来移民)户均4.69口。说明外来移民基本上都是全家迁移，单身迁移者极少，移民数量达8018口，商户中也有一些属外地移民。因此估计进入兴平的外地人口大约近1万人，其迁出地为湖北。这些外来移民主要以开垦渭河滩地为生。
三原素为关中富庶之区，人口众多。同治至光绪初，人口锐减。光绪初年，三原县知县焦雨田“招集湖北、山东流民拓垦，生齿渐繁，至宣统末，约增五六万口”【156】。这些外来移民主要是来自湖北、山东的无业流民。据此估计，迁入三原的湖北、山东籍移民约有3000人以上。大荔县在光绪初年以后也是“客民四集”，人口大增【157】。咸宁县(今西安市东)境“滩地多于长安，回乱后，屯军、客佃开辟沮洳，远方末耙来者日众”【158】。说明到西安附近开垦的外地移民亦颇为不少。
蓝田县迁入的外来人口相当多。该县南部“南带秦岭，溪谷莽互，土宜芋、栗、乔麦、包谷，多系客民开垦”【159】。据统计，同治十三年(1874年)，蓝田县土著居民26187户，男妇大小142674口，“客户”共8950户，41754口，“雇工”2908名【160】。据此可见，迁入蓝田县的外来人口达8950户，41754口。客民户均4.67口，土著居民户均5.45口。从其户均口数看，单身客民的人数恐怕很少。上述数字显示，蓝田县外来人口占土著人口的29.3%，可见该县外来人口比重相当大。其实早在道光三年(1823年)前，蓝田县所属南部山区(秦岭)就有大量外省移民来此开垦，在深山区甚至达到“江、楚客民，殆居大半”的程度【161】。
综上所述，同治、光绪初年以后，各地迁入关中地区的人口颇为不少。这些外来人口主要来自湖北、四川、山东等省。就现有记载看，外来移民主要迁入富平、蒲城、泾阳、兴平、三原、蓝田、咸宁（今西安市）、大荔等县，估计关中其他县肯定也有相当数量的外来人口迁入。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诸县皆位关中平原中部和东部，是陕西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地区。这一点与康熙至咸丰时期外地移民大量迁入秦巴山区大不相同。从记载看，迁入关中地区的外地移民绝大多数以开垦荒地为业。这种移民完全属于自发性移民，或可称为经济开发型移民。从历史上看，关中地区一直是陕西省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然而在光绪以后，昔日地狭人稠、农业发达的关中居然因人口稀少而变成人口迁入区，说明关中地区社会经济所遭受的破坏极其严重。应该指出，光绪以后，也有一些外来人口迁入陕北、陕南。由于记载缺漏，已难知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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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1辑2001年3月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Collections of Essays on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16，No1.1March，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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